邓宝珊，名瑜，字宝珊。1894年11月出生于今甘肃省天水市一个小儒商的家庭。自幼求知若渴，聪颖好学。13岁时父母相继去世，因贫寒失学而当学徒。14岁徒步到新疆入新军。在数年的社会经历中，目睹了晚清政府政治腐败、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惨景，遂萌发了改革政治、强兵富国的意识。他竭诚拥护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主张。1910年7月他秘密加入同盟会。1911年1月7日参加了伊犁起义。在战斗中，连长阵亡，他挺身而出，指挥部队，出奇谋克敌制胜，著立战功。袁世凯篡权窃国，缉杀革命志士，他绕道西北利亚，潜归故里。旋赴陕西，参加了井勿幕、孙岳、胡景翼、岳维峻等秘密策划的反袁斗争，后人称之为“华山聚义”。1918年他和张义安、董振五在陕西发动三原起义，与胡景翼等在陕西又树起靖国军旗帜，任右翼军前敌总指挥。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连年苦战，坚持不渝，表现了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孙中山特函“借问劳苦，并以为勖”，鼓励他“坚持初志，百折不挠”。

1924年冯玉祥与胡景翼等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北洋直系军阀炮制的北京政府，组成了国民军。邓宝珊积极参加了这次政变，作为胡景翼的秘密使者，联络冯玉祥、孙岳，襄赞戎机，颇有建树。此后，他出任国民军第二军七师师长，衷心赞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冯、胡、孙等联名通电敦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是。同时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1925年初胡景翼接受李大钊的帮助要求苏联派顾问到自己部队工作，并派青年军官到苏联军事院校深造，同时邀徐向前、阎揆要等黄浦毕业生到部队任职。这些重大举措，作为胡景翼“智囊”的邓宝珊，是积极参与者。这年十月，直奉战争爆发，国民军势力发展到天津一带，邓宝珊任直隶军务帮办，主动联络北方爱国将领18人，领衔发出两个通电，其中12月13日的通电，是李大钊同志为之起草的。通电响亮指出“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并主张“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集全国之统一，对外谋求国际之平等”。1926年9月，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接受李大钊同志所提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方针。是时北洋军阀刘镇华部围困西安国民军杨虎城等部已达半年之久，情势危急。冯玉祥组织援陕军分道入陕，解西安之危。邓宝珊任援陕军副总司令，制定解围战役方案，并计出迂迴袭击刘镇华设在西安城东的司令部，刘镇华遂败退，终解西安近八个月之围。

西安解围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1926年12月22日成立，于右任先生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为副总司令。于右任赴武汉后，邓宝珊主持总部工作。于右任和邓宝珊坚持国共合作，委任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支持民众运动，推动陕西地区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党员魏野畴、杨明轩、杨晓初、葛霁云、王授金等同志在驻陕总部任厅、部、委、局的长官；史可轩、邓小平、李林、许全忠等同志主持举办西安军学校；李子洲、刘含初、赵葆华等同志主办西安中山学院，为革命培养军政干部。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抵达西安后，邓宝珊对在联军总部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代主任的刘伯坚同志给了很大的支持；还热心为他筹办婚事。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同志转入地下，他的家属一直由邓将军掩护和供养。对此，刘伯坚同志英勇就义前在家中表达了衷心的感激之情。在此之前邓将军还聘请著名共产党员柳直荀同志到部队中协助政治教育工作，任命胡仲槎同志为军官讲习所所长，张如海同志为政治教官。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邓将军对受到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论相识与否，都积极伸出援助之手，予以掩护和资助，想方设法使之脱离险境。先后得到他援助的有刘伯承、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谢子长、汪锋、杨嘉瑞等多人。他的这些义举，均出自内心，视为理所当然，所以事后也大多淡忘。这些都是建国后当事人自己回忆起来的。1930年他蛰居上海时，经常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邓演达等秘密往来，进行反蒋活动，以致遭到蒋的特务机关逮捕，后被友人郑毓秀营救出来。

1932年，邓将军回到西北后，应杨虎城之邀出任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兼新一军军长，即委任续范亭为新一军参谋长，葛霁云为参议。他还把一些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如汤昭武、杨嘉瑞、杜汉三等同志，长期在他身边以军官、秘书、副官等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活动。他很重视民族团结。1933年亲到夏河地区妥善解决了藏胞之间的草山纠纷，并且一改过去官员到少数民族地区办案勒索取贿的恶习，概不接受馈赠，连伙食也自己办理，被誉为“公正廉明”的楷模。他做了不少有益于桑梓的事。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甘肃时，邓将军采取掩护措施，以便红军通过。

三十年代以后，日寇加紧侵华步伐。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邓将军积极拥护党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将军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拥护中国共产党对事变和平解决的正确决策。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将军处境困难，电邀邓将军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赞助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政策，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党的主张起到了积极作用。以后杨虎城被逼出国，他多次周旋于蒋介石等各方势力之间，并亲送杨将军出国，表现了他的胆略和智谋，以及同杨将军间的深厚友谊。

抗战军兴，八路军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此时邓将军尚在兰州，他与中国共产党驻兰代表谢觉哉往来甚密，对办事处工作非常支持。谢老事后曾说：“邓宝珊是甘肃军政界最有思想，有远大眼光的人。”后邓将军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团军长，后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他到任后，十分重视团结各方军事政治力量共同抗日，并非常关注民族团结。日寇占领归绥后，企图将成吉思汗陵迁走。他闻讯立即报请国民政府，建议将成陵内迁。1939年成陵迁到兰州附近兴隆山。这件事对坚定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的决心，粉碎日伪阴谋，起了积极作用。

抗战期间，邓将军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他指示所属部队必须“维护边区到榆林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顺利出入”。中共中央通过函电往来，并先后派刘澜涛、王震、南汉宸等同志多次前往榆林，与邓将军保持联系。在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封锁边区时，邓将军都坚持以团结抗日为重，和边区保持了睦邻友好关系。1943年6月，蒋介石电令邓宝珊绕道宁夏赴重庆开会，他却故意经过延安，留住四十多天。1943年9月，蒋介石在重庆单独接见他时，他犯颜直谏，说：“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蒋内心震怒，但未予发作。于右任知此事后，埋怨邓说：“你讲话不要人头了？!”但转而又称赞他敢于直言。在他多次去延安时，均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贺龙、林伯渠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待。他还以来宾的身份应邀参加了边区劳动模范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说：“我是大家的朋友。”续范亭同志曾给他赠诗：“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毛主席多次给他亲笔致信，在1944年12月22日的一封信中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对邓将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抗战胜利后，邓将军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极端不满。1946年4月初在重庆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曾向蒋介石当面陈述忠言：“人心厌战”,“经过八年抗战，民穷财竭，国力空虚。打的话，经济上会崩溃。”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冒了很大风险的。1948年底，平津战役期间，他被傅作义将军用专机接到北平，作为傅作义全权代表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商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最后终于达成协议，促成举世闻名的“北平和平解放”。时在北平作地下工作的崔月犁同志事后著文说：“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傅作义起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不仅在于保护了千年古都和二百万黎民的安全，以及众多宝贵文物古迹免遭破坏；还在于为未解放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创立了一种和平解放的方式。1949年2月22日，应中共中央之邀傅作义和邓宝珊将军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见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毛主席肯定了他们为保护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做的杰出贡献。周恩来风趣地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了，现在你们回到娘家了。”这使邓将军十分感动。同年8月，傅作义、邓宝珊又受毛主席委托，同乘专列到达绥远，协助绥远董其武将军实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问题。其间邓将军还促成了宁夏马鸿逵部队的起义。为表彰邓将军在人民解放事业中做出的突出贡献，1955年，他和傅作义将军等，被毛主席授于一级解放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宝珊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等职务。他长期主持甘肃省人民政府的工作直到逝世。在工作中，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接近群众，体察民情，倾听群众意见。他的足迹遍及全省70多个县、市。有些边远贫困地区，车辆不能通行，他不顾年事已高和患有高血压症，坚持步行前往。他生活上一贯朴素节俭，在下基层和公务活动中，从不给下面增加负担。他对全省的农村工作特别是粮食生产非常关心。他对农业、畜牧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和甘肃工业的发展，不但经常提出新的设想，而且常到现场具体指导。他认为要改变甘肃落后面貌，必须首先普及教育，大力培养各种人才。因此，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熟悉省情，深知甘肃民族地区特点，十分重视民族、宗教和统战工作，注意团结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时时处处讲大局，讲协调。他尊重甘肃省委领导，相处融洽，工作协调，并能实事求是地直陈已见。1958年出现浮夸风时，他曾提出过实事求是的意见。他的工作得到甘肃人民的拥护和信任，是人民称道的好省长。

建国后，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同邓宝珊保持密切联系，友谊愈加深厚。毛主席多次在自己的住所中南海丰泽园召见和宴请他。并多次与他长谈。他把这些谈话都铭记在心，认真领会，深受教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将军受到了冲击，周总理闻讯，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后因身患重病未能治愈，终于1968年11年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地回春。同志们对他倍加怀念。1984年，全国政协、陕西省政协和甘肃省政协联合编纂纪念他的专辑。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书名《邓宝珊将军》，并为在天水筹建的纪念亭题写了“邓宝珊将军纪念亭”。同年11月王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了在京举行的“纪念邓宝珊将军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他说：“邓宝珊是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这是邓将军的身后之荣，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邓将军中肯的评价。已故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在1984年题词中写道：“学习邓宝珊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革命精神。”邓宝珊将军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热爱祖国，探求真理，勤政爱民，实事求是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